第三百九十七章 范进新政（下） (第1/2页)
　　
　　依旧是询问，但是情形已经有了很大区别。一开始王士骐发问，实际是代替父亲，行使上司的问责权力，以发问的方式表达上级的不满，希望范进改弦更张。而此时的问题，则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询问。不管范进的方案能否说服王世贞，当下已经成功说服了王士骐，让这位世家子弟对于范进的方案充满了兴趣。
　　
　　出身官宦世家的王士骐并不缺乏学习的机会，他的起点远比范进高，学习的条件自然就更好。从小就生活在这个圈子里，对于官场手段以及权谋手段这些东西一点也不陌生。但是范进的思路和想法，却与当下大明的官吏大不相同。既不是一味天马行空，脱离时代，亦不是单纯复古全无个人见解。正是出身于仕宦门庭的世家公子，才能听出范进这个方法的不凡之处。
　　
　　以王士骐的出身和学识，注定是要出来做官的，他的年龄比范进大不了几岁，固然为人老成些，但也终究和老一代人想法不一样。自己父亲那种做官方法，他其实是看不惯的，如果到了地方上，还是想要自己能够发号施令独当一面。
　　
　　由于接触过方面官的工作，他自然知道这种事做起来有多难。如何战胜胥吏、衙役，如何与士绅合作，这是一项复杂的工作。眼下范进这个现成的成功案例，于王士骐而言就有着巨大的参考意义。当范进提出这些主张后，又让他看到范进并不是满足于只收服一群衙役为己用，接下来还有更伟大的计划，自然就有了听下去的兴趣。他现在问的问题或可以看做代替王世贞问，也可以看做自己问。
　　
　　“做亲民官首在钱谷，尤其如今朝廷推行考成法，对于钱粮上的事管的更严。完不成赋税，是要受处分的，我辈书生耻于言利是对的，可是到了这个位置上，就不能再不言利。这个其实要分清楚主次，自身耻于言利，是自身的修养，为国家办事，这利字就不是什么耻辱，就该大谈特谈，不能有什么放不开的地方。可是一味催科过甚，又可能激起民变，这同样是一件极麻烦的事。一般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无不是地方官昏聩，所用非人，导致胥吏衙役盘剥过苛，让百姓走投无路。把自己的官管界治理成这样的官，被革职都是轻的。要避免这一点，除了要管好下面的吏役，更重要的一点，是搞清楚课税的主体。这就要根据各地情形不同，因地制宜。”
　　
　　范进顿了顿，见王士骐听入了神，心内大为安定。他要说服的不是眼前这个公子哥，而是他背后的王世贞。大明朝的制度，府县不见面，知县和知府是不能当面说话的。一切公事往来，都通过书信形式传递。自己要想让王世贞这个修仙爱好者以及潜在的绯闻男主角支持自己，就只能通过眼前这位大少从中传话。
　　
　　“以我们江宁为例。上元县土地出产不多，指望农户交税，那真的是要逼死人的。最主要的课税对象，就是商贾。而当下大明商税的情形，冏伯应该很清楚吧。”
　　
　　王士骐是官场中人，当然不会说出大明没有商税这种蠢话，于大明的商业税构成也最清楚不过。眼下大明的商税非但不少，反倒是项目庞杂。以江宁本地为例，货物进江宁之前，先要在钞关交税，按照船只大小，以料计税。等到卸货之后，又有官府派出的专人对商人货物估价。估价完成后，照其所估价值的百分之十向商人收税。
　　
　　这里面包括塌房捐，也就是仓库使用费，商税，以及牙捐也就是牙行的费用三项。在投入经营后，还要按月交纳两笔税金，一笔为门摊课也就是固定营业税，以及每月经营流水的所得税。由于眼下大明没有发票这种概念，所以根据流水收税基本办不到，属于看运气的事，主要就是门摊。
　　
　　自嘉靖年以来，江宁实行两税合一，把门摊与商税合并，原本各店铺每月交纳门摊课不等，现在则改为上中下三个级别，根据不同级别制定具体税金，按月缴纳。可是这部分收入中，大部分是户部的势力收益范围，落到上元县口袋里的就很有限。真正归属上元的利益，则是终有明一朝都为人深恶痛绝的铺户当行。
　　
　　这种铺户当行制度说白了类似当初胡屠户赶上的采办役，官府会指定某一行业经营者为官府指定供应商，所需货物由其负责承办采买。大到办公用品，小到鲜果蔬菜都包含在内。这种工作被大明官府看做商人替官府服役，而不是一个商业行为。采办的货物给钱多少全看官员心情，乃至不给钱拖几年给钱，也是常有之事，被指定为铺户行头的商人破产、逃亡甚至自杀的现象屡见不鲜。
　　
　　范进现在要动的，就是这一部分的蛋糕。先是以收税多少划分服务级别，让商人向上元县交税，其次就是把铺户当行制度彻底废除，变铺户当行为铺捐。所有商店按月交纳一笔钱，就当作是为官府服役，与折银代役的思路一样，只要出钱其他什么都别管。至于不愿意出钱或者无力出钱的，就改为供应对等货物，官府出钱采购。这样属于谁也不吃亏，也不会影响正常的商业贸易。
　　
　　在范进看来，大明眼下的最大问题不是收不上来税，而是对税收认识有严重偏差。只想收税不想服务，没想过为纳税人做什么，只把人当肥羊斩。这种把国家当成山寨经营的模式，翻船就是个时间问题。是以他在杨家提出的服务理念不是偶然兴起，而是早有考虑。
　　
　　“衙门力量有限，不可能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必然有优先侧重。而其中首要服务的，自然是对朝廷有帮助，对衙门也有利的商人。那么以纳税为依据，就非常公平了。这是一个互相督促的事，衙门做的不好，商人对服务不满意，税就交的少。反过来商人享受了服务不肯好好好交税，衙门也可以减少服务，改去支持其他的商人。大家做官的，总归是比商人有办法不是么？过去大家只想收钱，商人当然要想办法跑，现在让他们明白，交钱是用来买服务，交税的热情肯定比以往要高出许多，这便是两全其美的事。”
　　
　　范进顿了顿又道：“交了税，就能享受到服务，就像我们到酒楼一样，花了钱，就能吃到好东西。给的小费多，小二就格外热情些，这样对彼此都是舒服的事。非要拿捏着架子，对谁都没好处。至于是否被商贾把持，这纯粹是自己的事，不在于商贾而在于自身，比起我们来，显然商人更害怕不是么？而让商人参与到衙门的事里，则是增加商人的荣誉感和自我认同感，让他们觉得自己也是这个朝廷的一分子，衙门的事关系到自家的利益，两下的关系就能变的亲密，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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