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四十五章:延安行(三) (第1/2页)
罗斯福曾在九月初的时候派遣赫尔利、纳尔逊由印度飞抵重庆,他们的主要使命是支持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帮助他“统-中国境内一切军事力量”,“防止国民政府的崩溃”。移动网然后又要求委员长授予史迪威全权指挥国府军队的权力,可惜这位精明强干的米国总统还是犯下了一个错误,那就是不了解中国的历史。
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就没有一个肯放弃军权的,这和米国总统手中的权利不同,米国总统只有在战时才拥有调动军队、指挥军队的全力。而委员长即便下野,他的手中仍然掌控着军队,这也是他几次三番下野,又几次三番地重新执政有着密切的关系。
十月七日,在杜文成缺席下的美、英、中三国华盛顿橡树园会议结束,在联合发表的声明中说“三国为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业已议定国际组织与机构之计划大纲”。杜文成对此沉默以对,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十月九日,英、苏两国首脑在莫斯科举行谈判。同日,美、苏、英、中四国政府同时公布《关于建立普通的国际安全组织的建议》(亦称联合国组织草案)。杜文成对此依然没有表态。
英米企图在世界范围内消除杜文成的影响,欲将他摒除在这一世界性的组织之外。杜文成自然不甘为他人作嫁,只是一时找不到反对的理由,只好让邓敏发表了一个声明。
十月十日,登敏发表声明说:鉴于目前的国际形势以及缅甸发展的需要,缅甸联邦政府决定:从即日起撤回全部在外军队,退出这场不属于缅甸人民的战争。
缅甸政府和人民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和欺压亚洲人民的罪恶行径,支持亚洲各国独立自主和民族解放事业。为此,缅甸政府决定:接受印度进步党领袖辛迪加的请求,支持印度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
英米两国对于缅甸退出战争并不太介意,缅甸的能力毕竟有限,人民军再能打仗也只有三个师的力量,对于这场战争起不到决定性作用,唯一可虑的是杜文成的反应,以及对登敏含糊其辞的声明有些担心。
目前的印度各种政党林立,除了国大党外都不成气候,至于这个进步党却从没有听说过。其实岂止是英国人没有听说过,在此之前杜文成也没听说过。
在东印度站稳脚跟后,杜文成就派人秘密联系了在东印度地区颇有威望的民族主义代表辛迪加,经过几次接触后,双方很快就达成了协议,杜文成以财力物力支持辛迪加夺取印度政权,辛迪加则在执政后承认东印度的现状和地位。其后不久,辛迪加就前往西印度大陆展开了活动。
有着杜文成财力物力的支持,辛迪加不负众望很快就组织起属于自己的政党和军队。其政治纲领则借鉴了前国大党领袖提拉克在1906年提出的几项原则,提出了民族独立与解放,人民平等与自由和民族教育和发展为进步党的政治纲领。
与此同时,辛迪加还四处批驳国大党领导人,刚刚从英国人监狱中被第四次释放的英迪拉·甘地的政治主张,用事实说明“非暴力不合作”这种主张的片面和狭隘,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让英国人作出妥协和让步,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独立的问题。他公开宣称:只有像缅甸那样用武装斗争才能赶走英国人,只有武装暴动才能夺取政权,才能赢得印度民族的彻底解放。
英国殖民者对于进步党的出现自然是又恨又怕,几次抓捕辛迪拉不成,反倒激起了其追随者对英国殖民者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印度人民争取独立的暴动和反抗越演越烈,辛迪加领导的进步党和印度独立军,也在这场民族独立运动中飞快地成长和进步着,大有超越国大党成为印度第一政党的趋势。
杜文成这次为了发泄对米国的不满情绪,加大了对辛迪加领导的政党和军队的支持,可是他的这个举动却受到了阎锡山的猛烈批评。阎锡山指责他在玩火,在把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缅甸带入绝路。
他尤其不满杜文成为了“一己私愤”而宣布退出对日战争,这会对刚打开局面的抗日战场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阎锡山说的不错,因为先遣军的突然撤出,彻底打乱了委员长在山西的军事部署,也让后方的形势发生了很大改变,使得日军加紧了对晋南地区的围剿和扫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计划,但也给晋南的新一军带来极大的麻烦。
面对气呼呼的倔老头阎锡山,杜文成苦笑不已,阎锡山不知道后世的共和国在联合国席位的问题上吃了多少苦头,如果这次听任他们把持了联合国大权,那么历史就会重演。可他的理由又不能摆在明面上讲给阎锡山听,杜文成心里的郁闷就别提了,只好唯唯诺诺地接受阎锡山对他的一顿痛骂。
在二战后期,米*队在东南亚遭受到日军的顽强抵抗,米国人又不希望看到苏俄在德国赢得胜利后,又在亚洲分得一杯羹,因此才动用原子弹以便尽快结束对日战争,不给苏俄插手日本的机会。
可是杜文成抢在米国人之前把那些对米国有帮助的科学家一股脑的弄到了缅甸,已经严重影响了米国研制原子弹的进程,米国已经失去了想要尽快结束战争的手段。再加上杜文成在东南亚不断地给英米找麻烦,相信米国人在付出代价后会想起谁才有能力主宰这个世界。
杜文成对于联合国这个国际组织的主导地位可谓是觊觎已久了,他决不允许米国人窃取这个地位,从而使这个世界失去了平衡。支持印度独立只是他计划中的第一步,彻底赶走英米在亚洲的势力,促成大中华在亚洲地区的领导地位才是他的最终目的。
为了最终实现这一目的,他再次回到了延安,对延安统帅解释了自己退出战争的理由和目的,在取得了延安统帅部的谅解后,心甘情愿地做起了“教师”这一光荣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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